引导创作  推出精品  提高审美  引领风尚

水运宪是文学湘军中最难以被类型化的作家，也是最有戏剧性和面具化的作家。

只有将“悲剧”放置在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变迁中，放置在中国剧作家文艺创造的心理机制中，放置在中国观众长期养成的文艺欣赏习惯中，参证西方经典悲剧作品和悲剧美学理论，才能真正揭示中国古代悲剧独特的艺术特征和美学精神。

影视批评者应当是独立的，尽可能地与影视创作者远一些，要发出真的声音，既不能“成为电影票房的背书者”，更不应当成为影视生产者的联手和广告人。

新时代的军旅诗歌究竟有什么特点、应该书写什么、怎样书写新的时代精神、如何从高原走向高峰、如何在继承传统的同时开拓创新等问题，谢冕、峭岩关于军旅诗的一次通信对此做了深入探讨，现予以刊发，以期推动军旅诗乃至军事文学的创作、发展与繁荣。

美术评论与美术作品之间的关系，大致如文中所述。二者是火车的双轨，缺一不可，带动美术事业向一个方向奔驰。

美好生活与“生活美学”仅一字之差，而生活美学恰恰是提升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也就是以“美生活”来提升“好生活”。

小说的价值，不在于作家所说出来的部分，而恰恰隐藏在作家想说而未说的地方。短篇小说的写作，尤其如此。

互联网时代的美育应该是一场全感官发动、全身心投入的沉浸式体验，这需要整合网上网下美育资源，在中华美育精神指引下，结合当代中国人审美和人格完善内在需求，遵循美育规律，构建扎根时代生活的美育大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审美经过了又一个引进、借鉴、吸纳的探索时期，正处在构建能够体现时代要求的新的审美范式的关键时刻。我们应该坚持守正，不断创新，使中华审美实现新时代的新发展，作出新时代的新作为。

因为饱经忧患的生命体验，叶嘉莹先生对诗歌有一种特别深沉的感发，她觉得读诗的好处就在于可以培养我们有一颗美好而活泼的不死的心灵。

《刀兵过》的叙事语言既晓畅好读又凝练优雅，既有白话的清新又有文言的蕴藉，堪称“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达到一种如出其口，而又出口成章、出口成艺的境界。

所谓书画家，既善书又工画者，书画同源，乃中国书画线条之美的呈现。

我们绝不能仅仅满足于中国文化作为猎奇性的外衣被披在西方文化、西方模式和西方流程的内核之上。当我们能用自己的方式讲自己的故事的时候，这个“包子”才能更加美味解馋。

东京国立博物馆的特别展《颜真卿：超越王羲之的名笔》是为中国书法史做了一次里程碑的展示。人类的一切艺术成就都是属于世界的，有助于中国传统的推广和学术研究的，都应该对之报以敬意！

2019年全国春运第一天，“我们的中国梦文化进万家福至运来——江苏省千名书法家送万福进万家”活动在铁路南京南站二楼候车大厅举行。此项活动对“如何在新形势下不断做好文化惠民，提高服务质量，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这一问题给出了解决方案。

文艺创作要植根于人民之中，就应该塑造那些保家卫国，不畏强敌的英雄，表现这个国家的农民和工人，表现下层那些克己奉公、人品高尚的普通人。只有如此，社会风气才会淳化，人的素质才能提高。

他们仅站在各自的立场，仅从个人有限的创作经验和体会来进行论说与评判，而没有换位到对方的立场，更没有联系时代背景，以更加开阔、宏观的视野来看待问题、思考问题、解决问题。

改革开放40年的文化成就和经验启示我们，文化发展一定要立足自身实际，依靠自己的力量，焕发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激情，积极传承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民族文化，吸收借鉴外来文化，不断做强文化产业，在自身文化实力的增强与各种异质文化对话交流中，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世界影响力，才能在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中实现文化的繁荣兴盛。

时间的河流被什么阻断，两岸的风景驻留不动，所有的思绪只能从当下涌现，想象也从没有记忆的地方开始。

近年来，辽宁芭蕾舞团的《八女投江》、上海芭蕾舞团的《闪闪的红星》、广州芭蕾舞团的《浩然铁军》相继“亮相”，共同描绘出芭蕾“中国学派”的新想象——这就是“‘红星’照耀中国芭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