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在意象》将“意象”作为美的本体范畴提出,将意象的生成作为审美活动的根本。审美体验是在瞬间的直觉中创造一个意象世界,一个充满意蕴的完整的感性世界,从而照亮一个人与万物一体的生活世界。这就是王夫之说的“现在”。这个美学体系突出审美与人生、审美与精神的提升及价值的追求之间的密切关系,是在美学基本理论的核心区域具有中国色彩的一个尝试。
研究者有的进入历史的细部,有的从整体上把握历史的趋势;有的致力于发现概念背后的力量,有的仔细梳理概念自身的发展逻辑;有的致力于对前人的批判,有的则开始展开较为宏大的理论建构。这些研究在理论和方法上,都取得了一定的进展,预示着中国文学理论批评未来的生机和活力。
“和”是中国古代较早出现的一个美学范畴,也是兼具理想化色彩和现实意义的一个美学范畴,“和”美的形成与原始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需求以及社会生活的不断发展密切相关。《礼记·乐记》作为先秦儒家音乐美学思想的代表作品,阐述了“和”美的自然意义、“和顺”的内在人格以及和谐的人际关系等。“和”美音乐的熏陶,可以提高人的内在人格,有利于维护国家统治,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至美境界。对这一涉及了从个人修身到社会制度完善以及治国安邦之道美学范畴的研究,对于我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继承以及当代社会的审美建设都具有重要意义。
在新中国文论70年的发展进程中,先后出现三大问题域:在前30年“文艺与政治关系问题域”及其延伸中,意识形态性与非意识形态性都得到强调;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经济框架下,经济开始直接影响文艺生产,“文艺与经济(市场)关系问题域”逐步凸显,文艺生产方式的生产性与非生产性得到重视;21世纪以来,极速发展的互联网以及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文艺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文艺与技术(机器)关系问题域”开始呈现,文艺生产的主体性与非主体性关系问题凸显出来。在70年发展已经累积起的厚实理论基础上,立足马克思强调社会性与工艺性统一的生产工艺学批判理论,整合三大问题域,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论自主综合创新将迎来重大机遇。
艺术学中国学派在目前还是一个问题。首先需要区分艺术门类流派与艺术门类学派、艺术流派与艺术学派、艺术门类流派与艺术流派、艺术门类学派与艺术学派、艺术门类流派与艺术学派、艺术门类学派与艺术流派等六组关系,还需要思考当今世界是否确实存在艺术学派、什么是艺术学派、倚靠什么力量去指认艺术学派、现在研究艺术学中国学派有什么现实意义等四个问题。要建艺术学中国学派,先练艺术学中国学说,也即通过逐步积累和突破的方式去建设。少谈学派先做学说。
“艺术学中国学派”是个带有宏观性、全局性的前沿话题。目前,在一些具体艺术种类如电影和音乐等领域已经开始“中国学派”的理论建构并取得一定成绩。为了将这一探讨引向深入,我们仍要区分几种关系:一是区分“艺术的中国学派”与“艺术学的中国学派”;二是要思考一般与特殊的关系;三是要区分有关艺术的一般原理或理论的“中国学派”与作为一门学科的艺术学的“中国学派”,特别要看到中西方在艺术原理和学理上存在着不同层次的显著差别。此外,今日探讨艺术学的中国学派,应注意当下的历史文化语境,我们是在改革开放40年、中外文化艺术及学术充分交流交融语境下而不是在一个孤立封闭环境下建构艺术学的中国学派。因此,我们不是为了筑墙,而是要以自己的独特面貌为丰富和完善全球的艺术理论作出更大的贡献。
回顾艺术学理论(即艺理学)成为一级学科以来的建构历史之路,厘定学科在当下的问题而寻求更可为的事,是艺理学的现实命题。本文以反思和建构之法,从“难与行”“视角与解读”“共同与价值”三大认识维度,系统论析了艺理学认识论。研究认为,学科的困难始终有解决之道,艺理学是探究获知艺术的理性实学,成理达用是其任务目标和统一价值观。总之,作为一门穷究艺术之道理学问的艺理学,需要持续不断地研究和揭示出自身之统一恒定性学说,这是艺理学专深建构性发展的必须。
伴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和思想解放运动的热潮,新时期艺术理论和艺术观念发生了重大转变。在思想观念上,对文艺的认识从“文艺从属于政治”转移到“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呼唤艺术学理论研究能够回归本位,以艺术的“主体性”“本体性”和“自主性”等作为研究的着眼点。
当前,中国美学研究必须处理好中外古今问题。我们要构建具有民族特色的美学话语体系,必须从中国古代美学中汲取营养,借鉴外国美学尤其是西方美学的精华,吸取中国近代以来的美学经验,自觉创新,向世界发出中国美学自己的声音。
在中国社会走向民族与文化伟大复兴的新时代,把人民的需要作为文艺存在的根本价值所在,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引领,以真善美为文艺的永恒价值追求,开展文艺价值论的研究,构建具有当代意识和中国特色的文艺价值观,是中国文艺繁荣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文艺理论研究的学术创新与话语体系建设走向深化的时代诉求。
中国的文化正在进行一个缓慢的转型过程之中,它不同于西方,缺乏强烈的求真意志,但是,它也不同于它自己的过去,这样的一个转型并未达到一个稳定的成熟的状态,因此,对中国人文学科的未来,我们可以有一个美好的期待。
在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美学体系与生态美学体系过程中,我们首先要面对的就是黑格尔的“美学之问”,即“中国到底有没有自己的美学”与“有没有自己的艺术”,当然也包括有没有自己的生态美学。而“生生美学”就是对于黑格尔“美学之问”的一种有力回应。
与会者认为,此次研讨会既是对40年来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经验的全面总结,也是对未来学术发展的期待和展望,对我国文艺理论发展和期刊建设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的“重建”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与批评必须始终“在场”,必须始终处于主导性、引领性的地位,这是社会主义文艺性质的必然要求。
李倍雷先生、赫云女士合著的《中国艺术史学理论与研究方法》,乃首部关于如何以“中国方式”来研究中国艺术史的具有重要探索意义的方法论书籍。作者不拘泥于某个或某些具体的方式方法的探究,而是着眼于中国文化史中的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即从“大艺术史”的角度来考量中国艺术史的研究和写作,体现了作者中国史学观的民族视野与时代内涵。在著作中,作者从树立中国艺术史观、建构中国艺术史的理论体系以及研究方法等方面系统地讨论了以何种途径达到“中国方式”的艺术史研究目的。
新中国成立70年的辉煌成就和中华民族在全球高位态的提升,显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优越性及其在新中国大地的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其中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成功探索发挥了格外重要的作用。